[vii]到20世纪初，马君武把《女权篇》翻译成中文，更是旗帜鲜明地传播天赋人权下的女权思想。

人工智能系统的引入、电子化许可规则的确立和自动化的信息处理过程，不能取代行政许可机关的裁量判断，行政许可机关仍要承担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在电子治理下行政许可程序的法律改革，不仅要保障行政相对人获得便捷、高效行政许可服务的权利，还应保障行政相对人平等获得行政许可服务的权利，保障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许可决定的程序权利，保障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本文将着重探讨电子政务背景下行政许可程序改革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包括行政许可信息的网上公开、行政许可网上政务平台的构建、行政许可的网上申请与审查以及电子证照制度的引入等。应保障行政相对人平等获得行政许可服务的权利，保障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许可决定的程序权利，保障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vii] 参见许安标、武增、刘松山、童卫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的判断 依据《行政许可法》第29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行政许可申请。但在现代信息社会下，或可对办公场所予以功能意义的理解，办公场所已不限于行政机关的办公地点、办公室、办公窗口、办事大厅，行政机关的网站在功能上也扮演了办公场所的作用，应通过行政机关的网站，对行政许可事项、依据、程序、期限等加以公开。

一般而言，颁发行政许可证件不同于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之后，继而才能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现实中存在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行为，根据《行政许可法》第80条第1项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上述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法律制度与公共政策设计，应致力于缩减、调和乃至消除事实上不平等的状态，协助每个人能在立足点相同的基础上，平等地享有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

这包括国家合理规划和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二）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利的制度性保障 由于社会权受到保障，国家就负有了努力实现社会权的义务。[23] 郭明龙：《论患者隐私权保护——兼论侵害告知后同意之请求权基础》，《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第85页。这部法律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立法，该法规定公民依法享有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

患者有平等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其知情权和隐私权应依法受到保护。[16] 参见马超、顾海、宋泽：《补偿原则下的城乡医疗服务利用机会不平等》，《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16卷第4期，第1262页。

[28]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3条第2款。[10] 许宗力：《大法官解释与社会正义之实践》，载许宗力主编：《追寻社会国：社会正义之理论与制度实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第81页。[26]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17条。[5]国家根据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利的性质，根据社会生活的现实及国家整体发展状况，来提供适当的制度性保障。

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具有社会权的性质，这要求国家承担相应给付行政的责任，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提供相应的生存照顾。这或可体现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5条的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护和实现公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依法维护医疗卫生人员的合法权益，其相应制度建构之道或许包括如下几点： （一）努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以患者为中心，加强人文关怀，严格遵守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相关规范、常规，恪守职业道德，[25]从而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四）共同维护良好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秩序 患者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应当遵守诊疗制度和医疗卫生服务秩序，全社会应当关心、尊重医疗卫生人员。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9条第2款规定，要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24] [法]西蒙·泰勒：《医疗事故责任与救济：英法比较研究》，唐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7页。

医疗卫生人员在实施医疗行为之前，必须向患者进行告知，实现患者的知情权，这是患者行使同意权的前提。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6]国家加大对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的财政投入。对患者就诊疗行为提出的疑问，应当及时予以核实、自查，并指定有关人员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沟通，如实说明情况。医疗卫生人员的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关系，类似于医疗行为成立的要约与承诺。它要求国家必须建立某些法律制度，以确保基本权利的实现。[9] 或可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视为将社会权加以具体化的社会立法。作者简介：宋华琳，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保守患者秘密是法律要求所有医生承担的义务。[30]在医患纠纷处理中，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在此背景下，医患纠纷趋于增多，医闹现象和医疗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医疗卫生人员的合法权益亟待保护。此规定或可被视为我国宪法中对社会权的概括性规定，使公民患疾病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了成文宪法依据。

例如《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2条第2款规定，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同意。二、依法保障患者权利 《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27]以相对制度化的方式对医疗纠纷加以妥善处理，有助于预防和减少医疗暴力事件的发生。宪法中的人格尊严与民法中的人格权有着密切的关联。[14] 林明昕：《宪法规范下的社会正义：以基本国策的规范效力为中心》，载许宗力主编：《追寻社会国：社会正义之理论与制度实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第1页。[25] 参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9条第1款。

[13] 根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80条的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切实履行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的职责，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财政状况和健康指标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投入机制，将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主要用于保障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保障和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运行发展。对于这些法律制度赖以存在的基本规范，立法者不得任意变更。

[19] 与知情同意权相对应的是医疗卫生人员的说明义务。[26]这有助于患者对诊疗活动形成相对理性、客观的认知，减少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

三、依法维护医疗卫生人员权益 在我国医疗卫生立法的制度设计中，不仅要依法维护患者权益，还要依法维护医疗卫生人员权益。在我国实践中，就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提供和机会获得而言，农民、中老年人、低收入群体、患严重疾病的人可能会相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27] 参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3章医疗纠纷处理中的相关系列规定。不应根据职业界别、城乡差别等因素，不应因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而规定歧视性差别待遇，带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设计层面的不平等。[29] （五）对医患纠纷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都体现了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义务，可将《宪法》第45条第2句和《宪法》第21条视为我国宪法关于医疗卫生的国家目标条款，这发挥着重要宪法规范功能，引导、督促国家通过制度建构和制度实施等方面的努力，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10]因此《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法律调整重心限定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限定为维护人体健康所必需、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公民可公平获得的，采用适宜药物、适宜技术、适宜设备提供的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三）建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机制 探讨引入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申请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医疗纠纷诉讼等制度化的机制。

知情同意权构成了独立的人格权类型。[7]国家建立健全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组成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2]《民法典》（草案）第1032条第2款将隐私界定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民法典》（草案）第1032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其二，医疗卫生人员的说明义务还体现为确保疗效的说明义务，此类说明本身构成医疗行为的一部分。